最高法案例揭示：或裁或审条款效力如何认定与约定管辖？实务中如何避免管辖落空？

合同中一句“可仲裁可诉讼”，让企业险些丧失维权机会。在日常合同审查中，争议解决条款往往被视为“格式条款”而未能引起足够重视。然而，近年一系列典型案例明确：或裁或审条款的效力认定不仅关乎程序选择，更直接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。

01 典型案例引入：一个条款的两种命运

2019年，明发集团与宝龙集团因合作开发合同纠纷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。本案核心争议点在于双方合同第12条约定：“如争议调解不成，可提交当地仲裁机构仲裁或辖区人民法院诉讼。”

看似赋予双方选择权的条款，却成为程序上的“致命陷阱”。宝龙集团首先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明发集团全程参与仲裁程序且未提出异议。仲裁裁决作出后，明发集团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就仲裁条款约定无效重新审理。

02 或裁或审条款的分歧

实践中，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效力存在两种观点：

A部分无效说认为，协议无效仅指协议实体部分的约定无效，诉讼管辖约定仍然有效。认为实体部分无效后，应独立判断诉讼管辖条款的效力。

B整体无效说认为，或裁或审协议整体无效，当事人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因意思表示不确定而全部无效。强调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必须明确、确定。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理论层面，更直接导致实务中的不确定性。

03 约定管辖与或裁或审条款的互动关系

或裁或审条款与约定管辖之间的关系复杂，值得谨慎，解读一系列实际案例，便于理解规则：

1 意思自治原则的优先适用

在（2016）最高法民辖终39号裁定中，强调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，在对争议解决条款进行解释时，采取对当事人意思损害最小的认定方式。这意味着，当条款可能部分无效时，应尽可能保留其余部分的效力。

2 诉讼管辖条款的独立性

北京高院和江苏省高院的地方性司法文件明确主张，应对仲裁条款和诉讼管辖条款进行独立判断。如果诉讼管辖条款符合《民事诉讼法》第34条关于约定管辖的规定（明确、唯一、与合同有实际联系、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），则仲裁协议无效不影响诉讼管辖协议的效力。

3 “事实行为”改变约定效力

明发集团案的裁定：即使或裁或审条款存在瑕疵，当事人后续的实际行为可以弥补这一缺陷。一方申请仲裁，另一方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并实际参与仲裁的，视为双方就仲裁达成合意。

04 实务建议：避免管辖落空的四大要点

结合最高法院案例导向，为企业和法律实务工作者提出以下建议：

1 合同订立阶段：明确唯一争议解决方式

在起草合同时，必须选择仲裁或诉讼中的一种方式，避免使用“可仲裁可诉讼”等模糊表述。如选择仲裁，需明确仲裁机构名称；如选择诉讼，需明确管辖法院。

2 条款设计技巧：设置补充选择机制

可设计分层争议解决条款：“双方发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某某仲裁委员会仲裁”。避免使用“或裁或审”这类选择性表述，确保条款的确定性和可执行性。

3 合同履行阶段：谨慎应对首次程序选择

一旦对方首先选择仲裁或诉讼方式，另一方必须在法定期间内（仲裁庭首次开庭前）提出异议。明发集团案的教训表明，消极应对可能产生不可逆的法律后果。

4 争议发生后：全面评估程序选择

在争议实际发生后，不仅要考虑实体胜诉可能性，还要综合评估仲裁与诉讼在程序、成本、效率等方面的差异，作出最有利于己方的选择。

05 结  语

或裁或审条款虽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复杂的法律理论和实务技巧。通过系列案例不断统一尺度，强调争议解决条款的明确性和确定性要求。

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，这不仅提示我们在合同审查中需要更加谨慎，也要求我们在争议解决过程中具备战略眼光。程序选择不当可能导致实体权利无法实现，这已成为共识。